作者 / 科法所 2018級 碩士班 黃友蓁
本次科法教授學術論壇，為第二次邀請新加坡大學的蔡可欣(Lynette Chua)老師到院內演講。上次來台灣時，可欣老師和我們分享進行中的「亞洲各國扶養父母義務之研究」，也預約了本次來台灣的鄰里訪談行程，故於完成訪談後再次蒞臨本院，主講「法律與亞洲社會的社會運動」議題，以下摘要出演講重點:
1. 社會運動與憲法間之關係
講者提及與歐美法學院相較，亞洲較忽視此類研究，因而著作也稀少。然而亞洲社會運動的面向廣泛，如南亞和東南亞之民主運動，係為推翻君主的獨裁壓迫；關於慰安婦、婦女權利的主張，則是希望得到政府對過錯的賠償與認同，因此講者期許透過法律社會學者的角度，帶給社會運動些許回饋與進步。
法律社會學者所定義的憲法範圍較寬廣，包含非官方規則與慣例，雖然沒有納入正式官方文件，但不容小覷其對於憲法變遷之影響。另外，對於社會運動的定義，則是著眼於法律性的請求或是要求，關心的是倡議份子之相對人，如何試圖更改或保留社會權力的分配和社會秩序，故並非僅限於向法院提出與憲法權利相關的主張，也通過許多非官方管道來採取行動。
2. 社會運動的策略以及成果
由於各個組織團體的目標不盡相同，因此策略上部分傾向動員上街；部分則選擇在體制內行動。此外，社會運動借用法院進行爭議，有時最在意的並非勝敗訴，而是藉此獲取國際以及公眾的支持。提倡策略的多元展現，除了傳統的遊說立法外，亦涵蓋對行政部門施壓等，都能夠讓社會意識到，法律是有改變的可能性，進而吸引更多人支持社會運動。提到社會運動的負面成果，典型例子即為權力陰暗的一面，例如同婚合法化運動，因為反對方有更多的基金與資源，故需要加倍努力始能取得想要的成果。
最後的回饋與提問環節，討論中心環繞在「研究的中立性」，由於法律學者時常撰寫規範性內容，因此往往容易以實證研究來佐證自己的立場，難以避免帶有主觀偏見，而在法律與社會運動研究中，更是如此，多位老師都有被質疑過研究是否夠客觀的經驗。解決「先射箭再畫靶」之方式，最簡單的就是不要先預定立場，而是做過實證後再繼續做結，故在自己能力範圍內，保有研究設計的中立是可行方式。
